中国对归附的周边蛮夷各部，一直采取的羁縻制度。形式可以是州县、卫所，也可以是土司、郡国，或者象大明西南地区形形色色的招讨司、安抚司、宣慰司，称呼换来换去，都是新瓶子装旧酒，没有实质性变化。
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，羁縻制度的好处显而易见，仅凭中央政权的威望和一顶世袭乌纱帽，就可以保持一大片疆土的暂时稳定，逢年过节还可能收点地方土皇帝送来的土特产。
但是，羁縻制度的副作用也十分明显。
在经济上，诺大的一个贵州省，因为土司林立，税收还不如江西的一个县。
朝廷如果要在贵州驻军、派官、打赏，财政上免不了要靠中央转移支付，也叫倒贴，这实际收入倒成了负数。
因此羁縻领土越多，经济负担越大，这叫有了面子，伤了里子。
至于政治上的隐患，羁縻制度的危害性更为严重。
当地世袭官员、土酋大姓没有经过中央的统一培养、甄别，水平参差不齐，对中央政策也把握不准。
个别首领对中央忠心耿耿倒还好说，大部分首领都是善于见风使舵的墙头草，一旦中央政权不稳，他们马上改换门庭，继续去当世袭土皇帝。
还有极少数人更是对内横征暴敛，擅自攻杀，扩大地盘，平时拥兵自重，对上阴怀不轨，关键时刻就跳出来递刀子。
明朝初期的西南麓川土司造反，明军不得不三征麓川，前后出动兵力三十余万，损兵折将不计其数，耗空国库一大半，最后还得虎头蛇尾，仓促退兵，致使北方防务空虚，为瓦刺所乘，酿成土木堡之变。
明末盘踞播州长达七百余年的杨氏土司造反，明军前后也是出动兵力达三十万人，进行平叛，虽然最终铲除了杨氏土司这个毒瘤，但也耗尽了明朝当时全年的财政收入。
播州之役因此成为严重动摇大明朝国本的三大征之一。杨氏完蛋后不久，大明也跟着完蛋了。
更别提明朝后来在辽东设立的三个建州羁縻卫，那可是成了大明的掘墓人。
因此，辽王觉得，与其说大明亡于女真，实际上亡于土司。与其说大明亡于万历或嘉靖，实际亡于老朱建国之初。从老朱照抄以往羁縻制度开始，已经埋下灭亡的种子。
这都是羁縻制度经济局限性和政治局限性相互交织，又互相恶性推动，进一步加剧的结果。
穿越而来的辽王觉得，历史上的大明因为穷得叮当响，只好设立一个奴尔干羁縻都司，对开发广袤的辽北地区几乎没有推动作用。
现在，大明如果挟历次北伐蒙古部落之余威，乘辽王府军威正盛之时，在松花江流域建立三类卫所，对部落百姓立规矩，进行分类治理，还是能让东北迅速从羁縻状态进入精准治理状态的。
第一类卫所，就是驻防在辽北最为关键的战略要地的广宁左护卫、广宁右护卫和长春中护卫。这三卫直接控制的区域，以后参照辽南各地方式进行治理，经济上从农业化逐渐过渡到半工业化，政治上实现州县化。
第二类卫所，就是在像吉林和扶余这样地理位置优越，群众基础良好的部落，建立城市，成立一级羁縻卫，充分发挥卫城的辐射效应，挖掘周边地区的经济潜力，迅速进入农业化。
辽王府再从当地部落中选取有一定威望又识实务的头人担任长官，主掌全面工作，同时派出一名千户和县令协助分管军务和民政，兵员也是番汉各居其半。
千户可以从盖州卫、金州卫以及鲁王府三卫中的编余千户中择优选用，县令从县令培训班中挑选。
辽王酝酿的这种卫所模式，充分考虑了辽王府和当地土着力量的制约平衡，既体现了中央政权对部落势力的监督管理，更体现了对落后蛮荒地区及时开发的责任担当。
这和大明目前在西南和西北推行的土司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，不是明朝后来建立的奴尔干都司完全的羁縻管理模式，也不像后世的建设兵团模式。这种模式实际上又是旧瓶装新酒。
辽王一直认为，老百姓都要过好日子，无论番汉当皇帝。只要自己开发得当，治理措施可以适当激进一些，只要部落百姓得了实惠，认可大明，也不怕那些部落头人们翻起浪花来。
不出五十年，换掉两代人，这里绝对人同文、车同轨，完全可以化为内地州县，甚至进入工业化。
你看满清持续经营西域一百多年后，无论中央政权如何孱弱，在西域捣乱的牛鬼蛇神再多，当地各族百姓大多还是心向华夏，最终选择保留在华夏版图内。
穿越到大明来扶贫，总不能只输血，不造血吧，只管发财，不管治理吧……
考虑到辽王府还没有完全实现财富自由，辽王也计划建一些第三类卫所，就是在明朝力量短期内难以投送的更加偏远地区成立二级羁縻卫。
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羁縻卫，辽王府现在还没有实现财富自由，暂时不碰它，但也不反对通过前两类卫所的成功，